在宁武历史上，早在东晋，就有高僧慧远（古楼烦人，今宁武人）在宁武一带传播佛教。自北魏时期石窟造像、尊崇佛教以来，佛教和宁武的灵山秀水相映生辉，形成了独特的边塞佛教文化。在民族融合、社会稳定、缓和边防冲突、繁荣佛教文化艺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致有“西有芦芽山佛祖之尊，东有五台山禅室之从”之说。成为宁武历史文化艺术熠熠生辉的宝贵财富。

　　一、佛教在宁武的传播发展历史悠久

　　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石刻造像遗迹表明，自北魏于公元439年灭北凉统一北方后，以云岗石窟为代表的崇佛造像在中国北方迅速传播发展。南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评说：“北魏政权是崛起西北的边陲氏族，当然很容易接受佛教文化的思想，由于当权执政者的信仰，风气所及，遂至于朝野奉行。”北魏在全国上下大造石像，让“顽石点头”，以借佛之望，增帝之威，借佛之力，固帝之基。

北魏时期石窟造像遗体

　　“芦芽山佛殿寺重修，彩饰碑志十余处。原夫圣教东流，始自汉帝，创修大宋，迄今八百余载。历代帝王莫不尊崇，士农工商无不崇敬……。”在清真山，唐贞元年间绕九峰一山建起四十华里栈道相连的毗卢殿、十方禅林寺等普应寺寺庙群。《宁武府志》载：“芦芽山……释氏以为古毗卢佛道场也……山中佛寺颇众……多唐宋所遗。”“清真山巅有泉下垂，号曰水帘，中有清真庵，最为盛地。”足见当时之盛况。宋代，宁武境内兴建了一座著名寺庙，座落在石家庄镇马头山，曰清居禅寺，广东傅缁人徹庵长老创建，元代时为保宁王之香火寺。明代晋恭王朱惘于洪武十一年（1378）封山西镇后，遣使持符，遍履名山，“层峦迭翠，茂林修竹，群峰攒撮，而彷佛灵山中山一顶，而犹若马头。”回奏复立为香火院，“是群生托命之所也。”为明代山西八大寺之一。特别称奇的是现清居禅寺遗址院东有数株娑罗树，又名七叶树或菩提树，原产印度，在宁武独此一处，树冠华美，婀娜多姿，七月花开时，异香扑鼻，或为宋代建寺时从南方移植而来。辽金时期，宁武除受汉地佛教文化的推动外，更受契丹尊佛风气的影响，境内寺庙有增无减，且佛寺建筑更加雄伟庄严。金代文学家元好问游天池留《登朝元阁》诗一首：“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晋堂堂四望开，不上朝元峰北顶，真成不到此山来。”可见辽金时期的朝元阁（佛寺）非常闻名。金元时，寺庙石刻遗迹有四处。一处是位于东寨镇二马营村的广庆寺，其斗拱、平板枋、额枋均为元代特征；另一处是宁化村的关帝庙，是太原以北唯一一所金元时期的关帝庙。金代，在宁化南隋汾阳宫之旧寺址，又重建了圣寿寺。金泰和年前（1201年前），在石家庄镇阳房村建崇正寺。

　　明代，是宁武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经历了历代战乱和突厥、西夏、契丹等少数民族的纷争之后，明代286年间，宁武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而且随着国力增强，边贸往来增多，商品经济萌芽，特别是和蒙古瓦剌等少数民族的边防冲突，宁武关的地位不断提升，为佛教的繁荣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持久的官方支持和安定的民众信仰。明王朝“敕封天下，明山洞府，庙宇起立。”据不完全统计，明代的寺庙石窟在宁武境内多达300多所，其中新增的有60多所，数度修缮的200多所。像著名的宁化万佛洞石窟、西关万佛寺、关城的延庆寺、汾源雷鸣寺、东寨镇东寺村广济寺、宁化回春谷三教寺。石窟造像的还有怀道螺蛳洞、青龙山天花洞、紫峰崖云居禅寺（铸铁佛八尊）等，都是明代重新修缮和兴建的寺庙。遗憾的是，崇祯年间，占据芦芽山的巨盗焚烧了大批佛寺，使昔日佛教道场的盛况烟消云散。

　　“明修长城清修庙”。清代，宁武的庙宇依旧有增无减，除继续新增外，明末清初被战火兵焚的庙宇也大多经顺治、康熙、乾隆、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累累重修和增建，寺庙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到雍正三年（1725年）设立宁武府，经过清初八十多年没有战争的恢复性发展，宁武府城店铺林立、庙宇成群、商业繁荣、生活安定。修庙拜佛成为民众生活中重要的活动，“振古如兹，于今为烈。”直至清末，宁武大小寺庙尚有400多所之多，闻名的多达160余所。寺庙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怀着 “庙为天星，所以庇民”的信条，除正统的佛教寺院外，道、儒的玉皇庙、文昌庙、吕祖阁，祭拜神鬼的龙王、山神、河神、树神、火神、五道神等上天入地、五花八门的神灵大都摆进了寺院或单独成庙。寺庙成了城乡的重要文化景观、民众的心灵高地和精神寄托之所，也是观瞻游走的最佳去处。

　　清末民国初年，宁武的寺庙仍然香火旺盛，大德高僧众多，民众参与热情不减。原同盟会会员、国民政府一、三届众议员、晋阳报社总理主编梁俊耀（法号普渊）辞官，投身佛门，主持修缮了宁武广济寺。后任忻州佛教会会长，解放后任忻县人大副主任、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

　　一个时代对信仰的宽容、善待，以及信仰文化的繁荣兴盛，一定意义上表明其政治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宁武历史上佛教的盛衰，很大程度上反映和折射出宁武作为边塞要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点。

　　二、灵山秀水，蕴育了宁武佛教文化璀璨的篇章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还和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环境清幽寂静的山林，更有利于众生超脱凡尘，潜心修持，悟道成佛，达到涅槃境界。一座座依山傍水的寺庙，与山水相映，同峻峰相对，共秀木相拥，形成了佛法与山川的天合之作。

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长城书画院副院长张骥为宁武佛教文化题词： ——巍峨芦芽灵山秀水 边塞佛教润草度人

　　庙依山而神灵，山因庙而永恒。千百年来“神气相依，精诚昭格，林木恒茂”。同时，广建寺庙，客观上保护了宁武的明山秀水。佛教文化的博大深邃，民众对佛法的敬畏，官府对佛教“佑民助国”的支持，从而让宁武这一方山林、河流得以延续。史料记载，管涔山的参天古木一直让商人和“射利之徒”觊觎不休，做着一本万利的美梦。而寺庙是山林最后的守护者。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民山碑》记载，时任宁武同知的李文焕秉公办案，据理力争，粉碎了奸民许国柱开采管涔山森林资源的企图。清同治四年（1865）《重修清居禅寺禁伐山林木植碑序》载：“寺僧与各村寺主会议，禁止砍伐，永保涵养。斧斤不得入，牛羊不得牧，务使复还如故，茂对如初……微答佛家生木之灵。”民国十五年（1926）清居禅寺《禁山碑》载：“奉宁武汪县长判决，禁持公议，牛羊进山、赖人入山大小树砍伐罚大洋二十元。”从而保护了清居禅寺的大片山林和寺产。那些寺庙鞭长莫及的无主山林，则逃脱不了被砍伐的命运。可以说，今天我们引以自豪的黄土高原上璀璨的绿色明珠，美丽的宁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众多寺庙的守护。上天恩赐予宁武永恒的山水和传承不朽的佛教文化可谓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三、三大佛寺，把宁武佛教文化的发展推向巅峰

　　雷鸣寺、延庆寺、万佛洞三座佛寺是宁武数百座寺庙中建筑艺术、文化、景观和禅机思想的巅峰之作。奇特的山水建筑艺术、独特的文化景观、浓郁的古朴气息、非凡意义的思想内涵、神秘的艺术殿堂，蕴藏着极其广泛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是宁武边塞佛教文化的创造性杰作。

　　1、三晋第一胜境——雷鸣寺。雷鸣寺建在管涔诸峰之一的楼子山间。《宁武府志》载：“西山间有神祠，祠下汾水源所出，有古碑刻云‘汾源灵沼’，岁月不可考。”真正形成规模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因汾源之水雷鸣般涌出和诵经之声若雷鸣而得寺名。古碑记、摩崖石刻和历代文人雅士的墨迹都记载了雷鸣寺的灵异圣景。宋元佑六年（1091）的摩崖石刻就记载了全国各地文人官吏“同游楼子山，饮于漏崖之足，以观汾水之源”的盛况。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雷鸣寺碑记》载：“妙哉雷鸣寺！上下左右，殿阁楼台，鸟集翠飞，美仑美奂，荧光灼灼，金华灿灿，亦极管涔之盛。”清道光三年（1823）《碑记》载：“雷鸣古刹也，水抱山环，为晋省汾川发源之所……，具见山川秀丽，殿宇辉煌，金身献瑞，法像呈祥，朝霞与灵山影动，宿雾偕波涛循环，天造地设之佳景”。清道光六年，福建总督徐继畬（五台人）撰《修建汾源庙楼记》：“喷薄一溪，灌注千里，三晋第一胜景焉，山上旧有北岳庙，山半有雷鸣寺，山右有圣母庙，今皆因其旧，而更新之。复于山顶修建魁星楼一座，以照汾源。”雷鸣寺是一座有200余间房宇的寺院建筑群落，盛时僧人达300余人。主寺建于楼之山之阳，背山面水。进入山门，两侧为钟鼓楼，正殿为真武殿，东为地藏殿，西为佛殿，东西侧为禅房。在雷鸣寺西有圣母殿，北有飞落殿，再北有魁星阁。庙宇鳞次栉比，古松翠柏掩映，朱檐金顶，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榭廊门洞，结构精巧，气势恢宏。相传东晋高僧道安（314年—385年，慧远的老师）曾驻寺讲《放光般若经》之后，雷鸣寺成为临济宗名刹，在晋北盛极一时。

　　每年农历四月八（释迦牟尼生日）是雷鸣寺传统古庙会，晋北各县及陕、蒙、冀等地的僧人、客商云集汾源，盛况空前。

　　著名学者、书法家姚奠中先生诗曰：“寺已不存流水在，源泉滚滚思雷鸣。”雷鸣寺，在宁武佛教文化史上，书写了山水和寺庙建筑艺术的瑰丽篇章，以“因才教化、佛性速成”的方法影响和渗透佛教义理，有效地扩大了佛教影响。在佛教禅宗思想和民俗文化的融合上，功不可没。

　　2、宁武关精美的人文景观——延庆寺。清光绪三年（1877），《重修延庆寺乐善不倦碑记》载：“宁郡延庆寺，古刹也。殿宇之建，虽稽已外，百年钟铸之铭，工成详开万历……同治元年，兴龙华会设保安道场，随传二坛戒法，愿众咸正九根，同修十行，庶乎合郡之古刹长明，吉祥永著焉。”据载，延庆寺创建于明万历初年，增建于万历十八年（1590），其后屡经重修。“绕郭诸山，周环拥秀，城中万瓦皆在俯观。郡中寺，此为大者。”延庆寺依华盖山麓而建，规模宏丽，三进院布局严整。沿中轴线依次建有山门、弥勒殿、天王殿、毗卢殿、藏经楼，东西两侧各配建钟鼓楼、碑廊、禅房、斋室。藏经楼西侧有独立的大悲放生所。共有房屋80余间，占地5000多平方米。建筑精美，在晋陕蒙古建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外，延庆寺还有三宝：《南藏经》、龙华会、牡丹会。

盛极一时的延庆寺是众生敬仰的佛教净土

延庆寺依华盖山麓而建，规模宏丽

　　万佛洞，这一自明代以来独一无二的石窟造像惊世之作，为宁武佛教文化书写了华美的篇章。

　　四、三大高僧，成就了宁武佛教文化绝美的境界

　　在宁武佛教文化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慧远、妙峰、晓安三大高僧。他们在佛教思想、文化艺术和弘法证觉等方面，作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成为宁武乃至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绝唱。

　　1、东晋佛教领袖、净土宗始祖——慧远

　　东晋十六国时期，由于帝王提倡，加上社会动荡不安，民间疾苦无以复加，社会需要从佛教世界中去取得安慰，为佛法广结善缘敞开了大门。当时，佛教界出现了不少弘法大师，慧远就是和道安、鸠摩罗什齐名、最为著名的佛教领袖。宁武是慧远出生和最初演教之地。据《高僧传》卷六、《出三藏记集》卷十五、《庐山志》、《中国文化通史》等载：慧远，雁门楼烦人（今山西宁武人，公元334—416），俗姓贾，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生于一个士族家庭，幼而好学，“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性度弘博，风览朗拨。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12岁随舅父令狐到洛阳、许昌一带游学，少年时就博览儒家经典、通达老庄哲学。二十一岁时（354），时值北方前秦、前凉、拓跋代国、前燕等政权统治集团矛盾激化、征战杀伐，东晋又连年北伐，中原再度陷入大混乱。政治动乱使慧远产生了避世思想，久怀隐居戒行之愿。因南路阻塞，远渡江东、隐居南昌之念无法实现，与其弟慧持转而前往恒山（今河北曲阳西北）从学于当时的名僧道安。接受道安《般若经》的“本无”佛法思想，很快领悟受法，豁然开朗，深感佛法博大精深。慧远曾叹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后皈依道安法师。二十四岁出师后赴雁门白仁岩建寺讲经。《雁门关地理总考》载：“白人岩，在牛头山间，慧远建寺。”慧远在白仁岩静修十年，讲经说法，深悟佛理，留下了白仁岩之八圣迹。师傅道安叹曰：“佛门之道东土流传，唯慧远矣”。东晋兴宁三年（365），慧远三十一岁随师道安南下，在湖北襄阳宣扬佛法。前秦皇帝符坚统一北方后，于太远四年（379）攻陷襄阳，信奉佛教的符坚扣留了道安法师，慧远只得别师前往广东罗浮山。途经浔阳（今江西九江市）时，爱惜庐山的幽静秀丽和旷达，遂留住庐山弘扬佛法。东晋太元六年（381）至庐山，“影不出山，迹不入俗”，立龙泉精舍，结白莲社，起东林寺，卜居匡庐36年。庐山和鸠摩罗什所在的长安成为东晋最有影响的两大佛学中心。慧远隐居庐山从事佛教事业，是他一生最重要、最辉煌的时期。他聚徒讲经，撰著佛经，广结南北高僧，周旋名士权贵，讲经辩论，谈空说有。不仅精于佛学，而且在儒学和玄学上都有极深的造诣，一身兼儒、佛、玄三家。为了弘扬佛教，他首提“神不灭论”，用薪火之喻，提出形体终会消灭、而精神永远长存（形尽神不灭）的经论。慧远还提出了“自作自受”的轮回因果报应论，即每个人的轮回报应是由自己的行为（包括身、口、意）决定的。特别是他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要经典，并最终形成了“乘他力”、“易行道”的净土宗。净土宗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只要通过做功德或念佛菩萨名号等简单行为，一样可以取得正果。做功德是通向弥勒净土的途径；念佛则是通向阿弥陀净土。即所谓“一读二读尘念消，三读四读染情薄，读至十百千万遍，此身已向莲花托。亦愿后来读诵者，同予毕竟生极乐。”由于“系念甚简，证果甚速”，净土宗开创了佛教文化民间普及化的捷径。宁武乡村千百年来在葬礼中超度、接引、做道场以及日常生活中临时抱佛脚的风俗相当普遍。

　　慧远为了弘扬佛教，运用敏锐的洞察力，调和儒、释、道三者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儒、释、道三教作为统治思想来讲，立场基本一致，完全可以“内佛外儒，可合而明。”他还专门著述《沙门不敬王者论》一书，提出“出家修道”，通过传播佛教，教化在家奉法的民众行善积德，引导他们寻求解脱，从而使社会达到安定，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慧远的理论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解和认识，其目的在于调和佛教义理和儒家的矛盾。从而最大限度地为弘扬佛法寻找政权支持。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慧远在东林寺端坐入寂，华年83岁。这位从古楼烦地宁武走出去的一代佛教领袖、净土宗始祖，为佛教中国化和中国的佛教文化留下了千古绝唱。

　　2、集建筑艺术家、书法家于一身的高僧——妙峰

　　《宁武府志·卷二》载：“万佛洞，在芦芽山，明释福登居此，神宗（明万历神宗朱翊钧）赐号“真来佛子”，造万佛铁塔，万佛石洞于其间。”这里说的释福登，即妙峰。妙峰名福登（1540—1642），俗姓续，山西平阳（今临汾）人。12岁出家，在中条山栖岩兰若寺闭关3年。灵慧神悟，遍参名宿，声名远播，颇受万历皇帝之母慈圣皇太后看重。万历九年（1581），因王皇后生不出皇子，受慈圣皇太后授意，妙峰进宫为皇帝祈子。一年后王氏宫女生子，这就是三十年后登基、在位仅仅29天的明光宗朱常洛。皇帝得子，举国欢腾，李太后非常高兴，妙峰也声名鹊起，不得清净。遂请求皇太后出京，游学传法。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铸渗金铜殿，高丈余，雕缕佛菩萨像，精妙绝伦，送至峨嵋。万历三十三年春，又募铸成五台山铜殿、铜佛，亲送至山，安供显通寺。其间，妙峰于万历十九年（1591）携友人一舟觉通云游芦芽山，历览迷胜，在芦芽山造万佛铁塔，弘法立规。路经宁化，看到宁越山石壁峻俏，壁立千仞，遂举券凿万佛洞之念。万佛洞的开凿，倾注了妙峰巨大的心血。一是工程量浩大。从万历十九年（1591）到万历四十五年，历时26年。史料记载，设计、募化、监理、运作主要是妙峰。二是万佛洞是明代和中国中晚期石窟造像规模最大，造像艺术精湛的精品。当时妙峰已年过半百，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把对佛教思想的深悟和才华都倾注在万佛洞石窟艺术的创造之中。三是万佛洞是融寺庙文化、佛教义理、石窟造像、建筑艺术、中国书法于一体的佛教文化宝库。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佛国天地。正如他在万佛洞铭佛碑记中南碣铭文所述：“岩龛天设自升闢，霄壤浑然一法体，妙相圆充碧障间，灵光深隐丹崖里。施能工、运奇指，凿出慈容无数已，识得白毫处处彰，乾坤何所不如此。”

　　此外，妙峰作为一位技艺超群的建筑学家，在阿尼哥等前人基础上还重新设计建造了五台山大白塔、五台山显通寺文殊殿、峨嵋山普贤殿、南京宝华山观音殿，以及陕西三原渭河大桥。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奉敕续建了太原永祚寺（双塔寺）。一生中他设计建造的佛殿很多，还设计建造佛塔6座，铜殿3座，大桥10余座。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无与伦比的文化瑰宝。妙峰晚年为五台山护国圣光明寺（今显通寺）住持。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在显通寺圆寂，华年102岁。

　　走进宁武的妙峰大师是功德无量的，有了妙峰的宁武佛教文化是无比幸运的。

　　3、扑朔迷离的身世和坐化涅槃的奇僧——晓安

清真山普应寺掠影

　　晓安坐化后，被称为晓祖，康熙壬辰年（1712），洞山正宗三十世雪印头院塔显法子德贤永，将晓安的不腐之肉身塑成真身像，建晓祖塔供奉。洞山宗即唐代禅宗六祖慧能门下江西青原行思系弟子洞山良价之法门（洞山良价和江西曹山本寂构成“曹洞宗”）。六角七层的塔身上，第四层六个面雕刻着藏传佛教中最尊崇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是闭六道生死之门的佛教咒语，在宁武的佛教建筑中仅此一处。这又为晓安和晓祖塔增添了一道神秘色彩。

　　五、融合包容，彰显了宁武边塞佛教文化的博大精神　

　　佛教文化在宁武历史上的传播发展，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正统的汉传佛教和宁武作为边塞地区的塞上文化、山水文化、军事文化、民族融合文化及民俗文化的结合、融合和创新。多种因素、各种方式造就了独特的边塞佛教文化。

　　1、疆界变更，政权更迭，佛教文化成为统治者维持社会安定的工具和民众超脱苦难的庇护所。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楼烦林胡，宁武始为战国时赵国新地，融入汉文化。秦汉时期，国家强大，宁武是典型的中原文化，到魏晋南北朝，宁武成为边塞。北魏、东魏、北齐、隋、明均在宁武北界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宁武成为典型的长城边上的边防地区。期间，拓跋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匈奴人刘渊建立的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氐族人符氏建立的前秦、慕容鲜卑族建立的前燕、宇文鲜卑族建立的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北方（包括宁武地区）你来我往、此消彼长。北齐天保年间，宁武地区为宇文鲜卑族的一支部族库莫奚人所居。北齐皇建元年（560），孝昭帝高演亲征宁武地区，将其由天池逐出长城之外。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王安石当国，劝帝许之，乃遣韩缜如河东，割地以畀契丹，以分水岭为界，东西失地七百里”。宁武部分地区又归属辽国。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金灭辽，宁武又归金。直到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国家统一，宁武重回中原汉地。少数民族政权的更迭，一方面战乱毁损了不少寺庙，加上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百年之间两次灭佛，使佛教遭到重创；另一方面，北魏初后期、契丹、氐族、女真的统治者信奉和重视佛教，佛教在宁武得以延续并兼蓄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发挥了维护政权、调整社会伦理关系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北魏政权，把宁武的佛教文化第一次推向高潮。是拓跋鲜卑人在宁武留下了最初的十分珍贵的石窟造像，使佛教教义以超乎人们的想像传播开来，给生活在暗夜的苦难民众燃起了明灯。

　　2、帝王狩猎巡边，名士慕名求道，赋予了宁武佛教的崇高地位。边塞的独特地位，山水的灵异神秘，吸引着一代代帝王将相和名人隐士前来管涔山狩猎巡游，慕名求道，寻求心灵的寄托。据北魏崔鸿著《十六国春秋》载，早在前赵时，前赵国君皇帝刘曜（匈奴人，新兴人，今忻府区人，公元318年建立前赵）就曾在管涔山隐居，并得神剑和管涔山神的指点而成王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游猎天池，亲自“以金珠穿鱼七头，于池放之，”验证天池和桑干河潜通。也正是拓跋宏执政期间，开凿了云岗石窟，建造了五台山佛光寺、清凉寺，在宁武建造了第一批石窟造像。《宁武府志》载：“北魏高宗（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六年（465）春二月，幸楼烦宫”。 东魏天平二年（535），东魏以“兰陵公主许蠕蠕阿那环。……六月，齐神武（东魏丞相高欢）亲送公主于楼烦之北，厚接其使，阿那环大喜。”“兰陵和亲”结束，高欢至天池获瑞石，昭示其将“王于三川”，而使天池名声大振。《资治通鉴》载，大同三年（537），“东魏丞相欢（即高欢，北齐的创立者，追谥为齐献武王）游汾阳之天池”。北魏权臣尔朱荣父子游天池，“闻萧鼓之音。”北齐显祖文皇帝高洋于天保六年（566）六月，率诸军大会于天池，天保九年六月自晋阳北巡天池。北齐后主高纬于武平七年（576）十月，大狩于天池，乐不思归，无心国事，丢掉江山。对此，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曰：“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巧笑知堪敌万几，倾城最在著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首，更请君王猎一围。”隋开皇年间，隋文帝杨坚在天池建祠，“池上祈祷多应”。开皇四年（584），隋文帝“驾幸汾阳宫”。与北齐后主高纬比，隋炀帝更加迷醉宁武山水。隋大业二年，隋炀帝临汾水起汾阳宫，并于大业三年（607）四月，大业十一年五月、八月多次幸汾阳宫避暑。大业十三年（617），马邑校尉刘武周据天池汾阳宫举兵反隋，自称皇帝，立年号为“天兴”。唐文宗时，李德裕（787－850）为太原书记，管涔山隐者谓之曰：“明年当在人主左右，为文翰之职。”德裕问其故，对曰：“君有宿缘”。是年（819）秋，遂登朝，明年，穆宗即位，果召德裕入禁苑。唐武宗李炎继唐文宗后，于841年拜李德裕为宰相。宋太宗时，进士潘阆号逍遥子，隐居管涔山并得道成仙。明代总兵官王继祖《芦芽山》诗曰：“阆苑（指潘阆隐居之所）于今在，鹤飞自可腾”。说的就是这件事。历史上帝王将相和名人隐士的光顾，使宁武佛教的起点定位十分崇高。海赢寺、圣寿寺是隋代皇家寺庙。太子殿是唐贞元、元和年间（785－820）唐王朝敕建的供奉释迦牟尼佛的寺庙。并建成释迦牟尼法身毗卢遮那佛道场的寺庙群。太子殿一副“覆慈云于中国”、“性法雨于边方”的楹联，将佛教的灵光抒发的如此神动飞扬。反映了唐王朝巩固政权、稳定边方的理想。明代，宁武作为边关，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兴建的万佛寺，是同时代所建庙宇中绝无仅有的无量殿建筑，和五台山无量殿的建筑艺术同样光彩夺目。是明王朝重视边关佛教发展的体现。府城延庆寺法会龙华会，则是清王朝赐传的规格最高的佛教文化盛会。

　　所有这些，都彰显了边塞佛教文化的独特神采。

　　3、三教合一，调和包容，边塞佛教文化像“百货店”般宽容。南学大师南怀谨先生对传统文化曾有个比喻，他说，道家是药店，整个社会有病了必须找它；儒家是粮店，社会人每天都必须面对；而佛家是百货店，只要你有时间，进去总能找到你需要的东西。宁武的佛教文化正是如此。唐代柳宗元亦以为，“儒家以礼立仁义，佛教以律持定慧。佛教之道，也是本于孝敬，然后积以众德，最后才归于空无。”柳宗元还写过一首《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立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将佛家的空寂静远与儒家的执著向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儒释同道”的思想。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塞，佛教面对的是官府的儒家正统思想和传统的道家学说，面对的民众有戍边将士、饱受战争之苦的生民、为生存奔波的商贾，以及北方少数民族冲突纷争和压迫融合。佛教趋向调和包容，势所必然。特别是历代封建王朝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纷争，伦崩纲坏，自然和战争灾祸不断发生，封建社会制度的缺失，离不开宗教的弥补和调和。从宋代以来，宁武出现了三教合一寺院――三教寺。三教寺位于北宋时宁化军所在地宁化城东北2.5公里处的回春谷，当时僧人道士居者达百人。现存明万历二十六年重修石碑一通，上书“皇图永固，帝道遐长”。反映了皇权与宗教调和包容的关系。唐代，在涔山乡清真山建有金安寺，是一座在悬崖绝壁“飞挂”的悬空寺，寺内下层主殿供佛教的地藏王菩萨，墙面绘佛、道、儒三教人物壁画。上层阁内供道教玉皇大帝。金安寺旁有残缺的唐代石刻经幢。明末，芦芽山毗卢佛道场因战火和盗贼焚烧被毁后，清代宁武修复和兴建的寺庙大多佛道合一，最典型的就是雷鸣寺。雷鸣寺主殿供道教真武大帝（又称玄武，传说中的北方神），东殿供地藏王菩萨，西殿供释迦牟尼及菩萨、罗汉。而且“旧有北岳庙，上有台骀汾神祠，右有圣母庙。”可以说是一处“佛神共居之所”。芦芽山下、汾河岸边有“佛祖洗尘之所”之称的南屯龙王庙内，供奉的除释迦牟尼佛祖外，还有河神、牛王、白龙、黄龙、青龙、伽蓝菩萨等数种神灵。三面壁上则是道教人物的壁画。清代，宁武佛教文化走向了和儒、道调和包容的高潮，同时也是和民间宗教合流的滥觞。寺院自从宋代以来传播的主要是禅宗的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洞山宗等几门法脉，以及少量的净土宗（龙泉寺）。除了佛教寺庙，同居一寺或相邻的庙宇五花八门，但规模比佛殿小，从传说的龙王庙、河神、山神、火神庙、娘娘庙，到祭祀儒家的文昌庙、关公庙，祭祀道家的吕祖阁、玉皇庙，直至祭祀鬼神的五道爷庙、城隍庙、孤魂祠，还有祭祀树神、蝗虫、老虎的大仙庙、虸蚄庙、黑虎神庙等，可以说“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正如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时任兵部尚书的阎鸣泰撰《重修五岳庙碑记》所述：“宁武一关，雄屏三晋。关之乾隅有山隆隆起者，北岳峰也。正德三年，比丘德俊始就山创北岳神祠，一区凡有祈祝，其应如响。每岁夏初，四方善信，襁负而顶礼者肩摩于途。嘉靖二十五年，复增建千佛殿、天仙祠，凡祈嗣者，其灵益著……千佛殿居正，次天仙祠，次五岳、四渎殿，前祠太尉神。左右并列七十四祠及钟鼓二楼，规模耸丽，金碧辉煌。夫鬼神明昭祸福之应，而示人以劝以惩，佛祖秘握鬼神之机，而令人自造自化。故忠于佛无神可也，忠于神无佛可也。佛不自为力，以神之力为力而摄受无方；神不自为心，以佛之心为心而皈依无外。则虽合而一之亦可也。吾安知仙非佛？佛非仙？”禅宗讲的是“善恶报应”、“人皆可佛”，诸神管的是“有求必应、祛邪扶正。”至此，明清以来，宁武的释、儒、道及民间诸神真正包容合流，佛即是神，神即是佛。

　　4、庙会搭台，寺民互动，佛教文化最大程度地民间化、世俗化。最初的庙会一般是寺庙庆祝佛祖诞辰或灭度，高僧圆寂以及佛历上规定的礼佛仪规而举行的仪式。向民间开放并形成固定的节日后，正信的佛教不再被山林的高僧以及少数的士君子们所专有，平时混杂在三教九流的泛神论信仰观念之中的民众便有机会接触了解正宗的佛教，从而使佛教的传播逐渐进入民间。而通过庙会搭台，实现了寺庙与民间的互动。宁武现存的传统庙会每年有四十多个，这应该是过去大的寺庙和寺庙所在的乡村庙会保留下来的。毁坏的寺庙和破败了的村庄的庙会已经失传或废止。凡有庙会的寺庙，山门前就会有一座戏台。本为礼佛敬神的大戏变成了乡村的文化大餐。据不完全统计，宁武的庙会至少应在100个以上。就全县来讲，可以说是三天一庙会，两头一拜佛，月月敬香，岁岁祈神。最著名的应数芦芽山游伏庙会、延庆寺龙华会（今废）、雷鸣寺古庙会（四月初八）、万佛寺古庙会（正月初一）、阳方口暖水湾娘娘庙会（四月十八）、马营海古庙会（六月十五）、怀道洞洼庙会（六月二十四）、广济寺古会（四月十八，今废）、台骀祠古庙会（五月十八）、宁化古会（六月二十八）、新堡观沟寺古庙会（五月十三）、普应寺晓祖庙会（六月初六）、天王塔古庙会（三月二十七）、盘道梁燕儿水梁古庙会（五月十七，今废）。庙会一般五至七天，时间多在佛祖生日、佛教节日或春暖花开、春耕之前、仲夏农闲。庙会期间，十里八乡的善男信女去寺庙敬香上供，烧香磕头、礼佛拜神、祈福许愿或直接参加佛事活动。社会民众则像赶集过节一样看戏娱乐，着新装，吃美食，走亲会友，游逛购物。商人们在戏场周围摆点设摊，买卖生意，寺庙则借机讲经说法，度化更多的人崇信佛法，扩大影响，筹集善款，以保持香火旺盛。

　　对于边塞地区的民众来说，感受庙会文化是极大的享受。一方面庄严慈悲的佛法可以寄托精神，安抚心灵，启迪人生，回头是岸。另一方面，则可以交流信息，增加友谊，增长见识，愉悦生活。通过庙会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把佛教的积极思想成份渗透到现实社会，成为“人间佛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缺失。让民众通过拜观音、念佛会、放生会、素食等教规仪式，在人欲不止、唯利是图、伦理失落、道德败坏、损人利己、不择手段、无处不显竞争的横流中感悟人生的真谛，回到人生的原点，行善积德，解脱烦恼和痛苦。从而有利于改善社会贫富皆苦、世道难安的状况。

　　5、官府推动，军民参与，兴建寺庙的热情久盛不衰。在宁武佛教传播历史上，寺庙众多，一方面反映了历代统治者重视边防，重视宗教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唐宋明清几代一度时期的经济繁荣。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官员、儒学、将士、民众参与建庙。寺庙在古印度叫“伽蓝”，意为僧众共住的园林。基本功能就是僧人供佛、坐禅苦修。东汉明帝派使臣西域求法，请来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到洛阳后住在鸿胪寺（招待宾客的住所），明帝为二人修建供佛修道之所时，遂以“寺”命名。因两位高僧用白马驮载经像而来，故起名“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寺庙，从此僧人居住和供佛之所正式称之为“寺”。 在宁武历史上，本为僧人供佛修行之所的寺庙，官府、将士、儒学等军政文化要员参与的热情却长盛不衰。这是宁武边塞佛教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历史上，宁武战事频繁，官员和戍边将士早不保夕，民众同样随时因战火流离失所。明代郑友周（明万历二十年进事，曾任刑部主事）在《寓宁武只园寺与和尚香檀林》一诗中写道：“久被尘烦累，频年学马牛。暂投僧舍宿，顿觉此生浮。踪迹飘孤梗，流光转急筹。无能回世运，空抱杞人忧。”道出了漂泊为官，辗转于牛马般的日子的无奈与迷茫。明代诗人曾铣《宁武关》诗曰：“载伤于戈，载除弓弩。未遑厥居，爰遏其虏。男弃而耕，女荒而组。岂无室家，戎事靡盬（意为战事不断）。”说的是明代和蒙古俺答汗小王子成年累月的战事而枕戈待旦、兵荒马乱的情景。明正德十一年（1516），宁武关守备府副兵备张凤羾在《暮春》诗中写道：“黄沙碛裹骄胡路，羽檄年年看出师。削险已闻胡马泣，书生今亦系安危。春到中原花满枝，谁怜绝塞不曾知。冰霜似铁平生意，点染衙门五色旗。”诗中描述了战争阴影下戍边将士的残酷单调的生活和边塞地区的荒瘠苦寒。正是这样艰苦的环境，一座座带有祈求福报和精神文化寄托的寺庙，成为边塞地区官民将士热情参与的“群生托命之所。”从兵部尚书王崇古、山西总督曾国荃、福建巡抚徐继畬、宁武府正堂吴兆基等亲自为修庙立碑撰文，到清康熙年间，太原同知、宁武同知李文焕亲自勘察，在南山之巅主持恢复重建吕祖阁，“一时僚属绅衿（地方绅士和在学的人）、下暨师旅耆庶（德高望重的老者），莫不欣然乐从……。未几一载而告成。”且“择于主僧，附之以地。”宁武府都司桂声、都指挥佥事邓亨亲自主持修建寺庙，反映了军民同心支持佛教发展、表达精神寄托和教化社会、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愿望。清道光十五年（1835）《染峪龙泉洞寺光裕碑》载：“都指挥官姓邓名亨者始终其事。”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宁武县宁化分巡司王大运带头捐资助钱修缮广济寺。清光绪三年（1877）重修延庆寺，宁武府正堂刘钱、宁武县正堂高松年各捐钱伍千文。明万历初年兴建的延庆寺，占据了宁武关城“周环拥秀”、居高临下的最好地方。延庆寺龙华会期间，绝大部分的居民和商铺、阖郡的村庄都捐资资助。军政动手，全民动员，成为宁武边塞佛教文化发展的显著特征。

　　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它通过唯心主义理论的论证和说教，论说人生的因果和意义，以达到信仰的目的。佛教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促进中国唯物主义深化的过程。在历史上与当时社会的历史具体情况相作用、相结合，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梁启超先生曰：“於儒家之外，有放万丈光辉，於历史上者焉，则佛教是已。”以边塞佛教文化为特征的宁武佛教也同样如此。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佛教是心灵回归的救助站，是安心立命的精神家园，是民族认同的纽带，是社会和谐的桥梁。它深深扎根于民间，造福于民间，成为民众中强有力的宗教力量。历史上，它除了教化民众和调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的基本功能外，其建筑艺术、文学、音乐、哲理等在宁武的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影响到宁武整个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的形成积淀。孙中山先生曰：“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教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治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保护和研究佛教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宗教的情操，弥补社会功能的缺失，是繁荣祖国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依托深厚的佛教文化，给宁武的山水生态旅游注入文化灵魂，不失为提升旅游品位很好的阶梯。